工程设计的第二个根本要求是合规律性。按照柏拉图的如何瘦腰说法，理念世界按照其自身规律即“理性” 或曰“逻各斯”运转，“逻各斯”才是世界的真正本体，它按照一定的目的，井然有序地、能动地 推动着世界万物。“逻各斯”最初是指一个被赋予意义的词，如“三角形”。不久之后，“逻各斯”的含 义发生了演变，它指由有意义的词所构成的有意义的语句整体，如三角形三个角之和等于两直角之和， 指“我们身上能连接不同的句子，使之成为一个具有意义的整体论证的东西”。它排除了由有意义的 词组成的无意义的组合，例如：直角三角形的各角之和等于蟾蜍。在这里，“逻各斯”就被引申为“规 律”，它成为某种建构智慧的方式。工程设计作为工程的一种理念世界的存在方式，它的实施也需要按 照其自身的“逻各斯’’也就是“规律”来进行，工程设计应该是合规律性的设计。正因为有了“规律 性”，才保证了工程人造物对作为“原型”的工程理念的有效“模仿”和“分有”。这里所说的规律指 的是客观规律，即反映客观因果性的客观知识。工程设计中的合规律性就是指符合客观规律。这保证了 工程设计的现实可操作性，使之不会成为乌托邦式的空想或随意的幻想。工程设计的实质就是将客观规 律转化为工程人造物的先导过程。 工程设计的第三个根本要求是合社会性。工程设计所在的理念世界，不同于柏拉图所谓的本质上稳 定的和透明的“理念”世界。按照柏拉图的说法，理念世界是存在于彼岸的真正的实在，在来源上它 是神创的。而工程理念是存在于人的思维中的，是一种虚在，在来源上，它是人造的。实际上，工程过 程是人的理念转变为人造物的过程，同时也是人的理念的社会化过程。因此，在工程的设计阶段就应该 充分体现其社会性，工程设计活动是情境性的实践。路易斯布希亚瑞利教授在《工程哲学》一书 中还原了工程设计的社会过程模型。该模型强调设计过程中人的因素的决定性作用，突出人的社会维 度，最终阐明工程设计是一个社会建构的过程。他指出，工程设计需要不同人参与，不同的人会以不同 方式看待设计目标，甚至可以说，他们处于不同的“世界”中。这犹如“藻类的世界不同于菌类的世 界，而且昆虫也有完全不同的环境需要去与之奋斗”。在工程设计中，不可通约的“世界”被引申为 社会背景，不同“世界’’就是指社会背景的迥异。社会是多维度的，不同参与者立足于不同背景中， 带有不同的价值体系和原则，工作于各自特殊系统单元中，使用不同的语言、工具，描述、解释和应对 设计客体。虽然他们有着共同的目标，却对设计负有不同的职责。
东方哲学研究室的周贵华博士提交的论文是《再论“唯识”与“唯了别“》。“唯识”
与“唯了别”是印度瘦腰方法派唯识学的基本概念，如何把握此二概念对唯识学的诠释
影响甚巨，因此，对二者的细致辨析显得关系重大。欧洲、日本佛学家曾经处理过此问题，现代中国的
佛学家亦有论说，但皆有所不足。周贵华曾经撰《“唯识”与“唯了别”》一文予以探讨，主要阐明
“唯识’’与“唯了别’’的差别，本文在此基础上，通过词源学与印度佛教原典对“唯识”与“唯了别”
二者予以进一步分析，以更深入地阐明二者的区别以及联系。
科学技术哲学研究室的段伟文博土提交的论文是《多元主义与整体论视野中的科学》，他在发言中
阐述说，科学的多元主义反对科学一元论及其基础主义的本体论和表征主义的认识论，认为自然并不能
由一个单一的理论体系和方法得到完全的解释或探究。本体论的多元主义不能为科学的多元主义提供自
洽的辩护，为了既超越科学一元论及其基础主义本体论和表征主义认识论，又不至陷人相对主义，其恰
当的辩护进路在于：(1)在认识论层面，将知识整体论拓展到模型建构、仪器中介和实验操控等行动与
工具性维度，诉诸科学实践的多重稳定性和认识论的透视主义，沿主体的认知过程、实验介入和语境整体
论等进路走向认识论的整体论；(2)从外在论或形而上学的实在论转向内在实在论，通过能动者实在论和
可操控性因果关系揭示主体的能动因与其所操控世界的相互作用，走向整体论意味的参与实在论。
《哲学动态》编辑部的孔明安博士提交的论文是《本质主义的批判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新反思》。他
指出，论文是从20世纪末西方社会有关历史终结和马克思主义的命运的争论这一批判语境出发，通过
对后马克思主义学者拉克劳有关本质主义批判的逻辑的评述，特别是其有关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思
想中两个相互矛盾的命题的辨析，以阐明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趋向及其得失。他认为以拉克劳、墨菲为
代表的后马克思主义是当代西方左翼思潮中的另一种“积极进取型”的，带有某种“虚幻”色彩的社
会主义思潮。该理论明显既不同于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不同于哈贝马斯的理想交往理论和对马克思历史
唯物主义的重建，也不同于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式的马克思观，更不同于吉登斯所谓的“第：条道路”
式的社会主义。
我们当然“不可忽视”这种自以为是的具有学术内涵的熙而排毒纤体精华和“富丽堂皇的思想”，但我们 同样不可忽视马克思分析“最深刻的经济思想家们例如李嘉图”把自由竞争的绝对统治作为前提时 所阐发的重要见解： “在自由竞争中自由的并不是个人，而是资本。” 在马克思看来，把竞争看成是仅仅受自身利益制约的个人之间的冲突，看成是自由的 个性在生产和交换领域内的绝对的存在形式，再也没有比这种看法更荒谬的了。实际上资本在竞争中 相互之间施加的以及资本对劳动等等施加的那种强制，就是财富作为资本取得的自由，同时也是资本 的现实发展。当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以最适当的形式确立起来时，个人在资本的纯粹条件范围内的运 动才表现为个人的自由。但这不过是在有局限性的基础上，即在资本统治的基础上的自由发展。马克 思指出：“断言自由竞争等于生产力发展的终极形式，因而也是人类自由的终极形式，这无非是说资 产阶级的统治就是世界历史的终结——对前天的暴发户们来说这当然是一个愉快的想法。” 回溯1880年，当约翰·斯温顿向马克思这位革命家和哲学家提出“什么是存在”这一字字千钧 的问题时，马克思一瞬间陷入了沉思，他用深沉而庄重的口气回答说：“斗争!” 马克思没有使用存在论的哲学术语，因为他从现实的经济分析中深刻 把握到了存在的真实根据：不仅洞察了生产在资本关系中是怎样进行的，而且看到这种关系本身是怎 样被生产的，看到在这种关系中又怎样同时创造出瓦解这种关系的物质条件，从而看到这种关系作为 经济发展的、社会财富生产的必要形式的历史根据是怎样消除的。 “斗争”决不是社会主义者的诅 咒，而是以消灭自身实现人类解放的实践的唯物主义者的历史意识；这种从实际生活环境和生存境遇 中产生的改变现实存在的历史意识，必须建立在从自身母胎中产生的否定资本的历史本性和自由竞争 的局限性的现实力量之上。这一切当然不能在概念的外在必然性中自然生成，而只能在斗争中实 现——“也许这就是生活的规律”，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称之为共产主义的那 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